军师联盟 如何操盘才能颠覆曹魏政权

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分享军师联盟的一些知识点，和如何操盘才能颠覆曹魏政权的问题解析，大家要是都明白，那么可以忽略，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可以看看本篇文章，相信很大概率可以解决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1、陈寅恪先生曾指出：“魏、晋的兴亡递嬗，不是司马、曹两姓的胜败问题，而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的寒族的胜败问题。”我们应当怎样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呢？

2、天下归心：曹操与豪族的生死战

3、在讨论司马氏代魏之前，我们需要对东汉以来的时代背景有比较充分的认识。这个时代的主基调便是豪族势力的兴起。

4、什么是“豪族”？简单来说便是“豪强地主”“有钱人家”，依照日本学者川本芳昭的观点，豪族阶层的出现是秦汉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经济持续繁荣，财富的累积达到空前规模，广泛的贫富差距势必出现，从而产生阶层分化的新局面，而豪族正是上述阶层分化的结果。

5、表面上，一个社会里有一批相当有钱的人看上去不该是件坏事，但我们应当意识到秦汉时期的中国是农业社会，在“一君万民”的体制下，国家需要依赖数量庞大的农业人口收取赋税、征用劳役，而豪族的出现恰恰成了一股破坏这一稳定体制的力量。

6、豪族依靠其巨额的财富，在地方上兼并土地，导致大量农民破产，这些丧失了土地的农民不得不依附于豪族门下，成为其佃户、徒附乃至奴婢，上述被豪族隐匿了的人口也就此脱离了国家的掌控，不再向朝廷缴纳赋税了。随着国家掌握的人口不断减少，财政陷入紊乱。西汉覆亡便肇因于失控的土地兼并问题。

7、东汉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是地方豪族的胜利，光武帝刘秀正是倚仗着南阳地区的一批豪强势力的支持统一全国的。因此，与西汉相比，东汉豪族的势力更为强大，并且具有新的特点。

8、历史学家杨联陞先生在《东汉的豪族》一书中，将东汉时的豪族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凭借中央势力而突然得意的，即宗室、外戚与宦官。一类是自己渐渐发展起来的，即一般高官及地方豪族。”这其中，前者是皇亲国戚，大富大贵，自无可说；而后者的所谓“渐渐发展”就大有玄机了。

9、所谓玄机，指的是东汉的地方豪族借着控制选举制度来巩固自身力量。众所周知，东汉实行的是征辟察举制：一方面，朝廷每年会要求州郡官以“乡举里选”的方式举荐若干人才（多为“举孝廉”）以备中央选拔；另一方面，州郡亦可自行“辟除”，选拔人才，登用为地方官吏“掾属”，处理地方事务。

10、随着地方豪族介入选举，大量豪族成员被输送到各级官府，他们开始逐渐左右仕进门路，只推荐和选拔自己的亲信担任官职。如此一来，被选举者自然对选举之人感恩戴德，全心全意地团结在几个强有力的豪族周围，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面。

11、更有甚者，东汉选官制度上“任子”的规定又给予地方豪族扩充政治影响的机会。“任子”是一种荫袭的特权，汉安帝时曾下诏“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在如此“特别优惠”下，到了东汉晚期，朝廷中累世为官的豪族已不罕见。

12、比方说，在电视剧《军师联盟》中与司马懿“针尖对麦芒”的杨修，其家族——弘农杨氏，自太尉杨震以来，已是“四世三公”（家族四代中皆有人担任司徒、司空、太尉三项官职），是名副其实的显宦大族；无独有偶，袁绍的家族——汝南袁氏，自司徒袁安以来，也同样是“四世三公”，政治力量大得惊人。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袁家是“势倾天下”，裴松之又引《魏书》补充，说袁氏“自［袁］安以下，皆博爱容众，无所拣择；宾客入其门，无贤愚皆得所欲，为天下所归”。可见，一个人无论才能如何，只要能进得了袁家的“门”，就能飞黄腾达。

13、像袁氏这样的豪族，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备优势，一旦在军事上也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很容易发展成强大的割据势力。东汉自黄巾起义之后，朝廷统治分崩离析，各地豪强开始拥兵自重，互相杀伐，这其中有许多主要的割据力量脱胎于旧有的豪族集团，如河北的袁绍、淮南的袁术、荆州的刘表等等。

14、然而，一个人的出现粉碎了豪强领袖们称王称霸的美梦，这个人便是曹操。曹操并非豪族中人，他的父亲太尉曹嵩虽然位居三公，却是靠给宦官中常侍曹腾做养子得到的官职，鄙夷曹操的人便说他是“赘阉遗丑”。微贱的出身让曹操一直很自卑，建安十五年（210年），他在有名的《己亥令》里还念叨着：“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

15、不过，曹操在统一中原的过程中，寻求到了新的力量——如之前讲到的，他利用家族的黄老道信仰背景，获得了社会下层百姓的支持。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曹操不必像其他政治势力那样要依靠豪族的支持了，他有了属于自己的“民心”。于是，曹操便义无反顾地站到了豪族的对立面。官渡一战，他以少胜多，击败袁绍；庙堂之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他也不手软，孔融、杨修等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一个个做了他的刀下鬼，其中甚至包括一路与他创业的肱股之臣荀彧——如上篇文章所讲，荀彧本身就是颍川荀氏的豪族代表人物，而他又举荐了大批人才，这与两汉豪族逐渐掌握仕途的手段如出一辙，因此荀彧也就注定难逃一劫。曹操视豪族势力为阻碍其统一进程的敌手，他厉行法家的治理手段，去浮华、抑豪宗、清吏治，所谓“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傅玄语）、“魏之初霸，术兼名法”（《文心雕龙·论说》）。这种统治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压得豪族喘不过气来。

16、与政治上的“法术”相配合，曹操在选举制度上废弃了察举制中有关儒家“名教礼法”的一整套取士标准，鼓吹“唯才是举”，他多次下令求贤，声称不管过去是多么寡廉鲜耻、不仁不孝的人，只要真有“安邦定国”的本事，都能在他麾下讨碗饭吃。这样的取士标准被作为正式的官方文告发布出来，对当时人的影响，无疑是爆炸性的。

17、后世儒者多有痛责曹操的“唯才是举”极大败坏了社会风气，例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说：“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但是应当看到，曹操的“唯才是举”与政治上的打击豪族是一体之两面，“唯才是举”削弱了东汉以来豪族人物借由干预选举而垄断仕进门路的能力，用人和行政大权自此集结于曹操之手，这在日后无疑起到了巩固曹魏政权的作用。

18、总之，曹操抑制豪族的一整套办法，对于其最终削平群雄，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东汉以来中原战乱的局面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9、三马同槽：“九品中正制”的出台与异化

20、曹操的“唯才是举”确实在一个时期内自底层拔擢了许多人才，然而它毕竟只能在戎马倥偬的战争时期有效，到了曹魏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大体稳固，社会趋于安定时，就难以再采取这种随机和弹性的用人方式。上篇文章提到，卫广来教授指出，曹操集团吸纳的人才多是在赤壁之战以前，赤壁之战以后并没有什么新的人才被任用，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曹魏代汉后需要重新引入一定的选才标准。

2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建立一套有章法可循的选举制度最终却只有利于豪族成员入仕。因为，对于一个稳定的社会来说，选官用人的标准必须把德行、品行等要素纳入考虑范围，而这些衡量标准与过去东汉时代的察举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最符合豪族人物的“脾胃”。

22、曹操的“法家治术”尽管极大压制和打击了豪族阶层，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豪族。相反，曹操的成功终究离不开大批豪族出身人物的支持与效忠，这些豪族就包括司马懿所代表的河内司马氏和陈群所代表的颍川陈氏。

23、魏文帝曹丕与这些世家大族的关系远比其父密切，就像《军师联盟》中描绘的，陈群、司马懿等人在曹丕尚未被立为世子之前，就陪伴在其左右，赞襄擘画，曹丕最终能顺利登基与上述豪族成员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曹丕登基后，面临的情况与其父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不必像其父那样在乱世中与群雄竞逐，争取人心，故而相比从下层争取人才，曹丕更需要的是得到社会中上层的支持，这样才能巩固他的地位。如此一来，一方面，初挑大梁的曹丕还需要继续获取豪族阶层的支持，借以维系其统治；另一方面，豪族势力又希望在一个标准化的选举制度中恢复其久已沦落的政治影响力，两者一拍即合的产物便是一种新的选举制度——“九品中正制”，或称“九品官人法”。

24、什么是“九品中正制”呢？简单来说，就是朝廷会委派一些富有声望的官员前往各郡县担任“中正官”，察访各地士人，做出“品”和“状”等方面的评判，供吏部选官参考。所谓“品”，是综合士人德才、门第评出的等级。一共有九品，通常一品为虚设，二至三品为上品，可以立即授予中央官职。所谓“状”，则是对士人德行、才能的评语，一般都很简短，只有一两句话，类似“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清言明理，文义可观”等等。

25、魏晋史学者唐长孺先生曾指出，九品中正制并非什么凭空创造出来的东西，而是东汉末年名士“清议”，品评人物风气的制度化。这项制度在一开始是很有些兼顾曹魏统治者与地方豪族两者利益的倾向的，因为尽管豪族人士有望获得更为上乘的“品”和“状”，可毕竟中正官是由中央委派的，理论上选拔之权还是操诸朝廷之手。

26、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一旦各级中正官亦皆由“著姓氏族”充任，势必出现豪族人物“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中仅存的一丝“唯才是举”的气息也尽数消散。自此，定“品”全凭门第，“状”则成了可有可无的废纸，九品中正制继东汉察举制后，再度成为豪族阶层实现政治垄断的工具，豪族势力在东汉时代的“旧日荣光”不仅得以全盘恢复，而且“在政治上的力量比以前更为雄厚”。

27、“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九品中正制为豪族最终颠覆曹魏政权打下了坚实基础，他们等待的只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来实现对曹魏的致命一击。

28、第三条道路：曹魏政权的内在局限和司马氏代魏的逻辑

29、偶然中蕴藏着必然。恰恰是司马懿，成为代表豪族势力篡夺曹魏政权的不二人选。

30、《军师联盟》里出现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情节，当曹魏宗室围聚在一起，为曹丕代汉和可以预想到的封王晋爵弹冠相庆的时候，座中的一位年轻人却对司马懿执意在此时上表曹丕要求实施新政（其主要内容便是“九品中正制”）的行为感到疑惑和不解，这位年轻人正是夏侯渊堂侄夏侯尚之子——夏侯玄。

31、作为曹魏宗室中少有的才干家，夏侯玄对九品中正制蕴藏的危险是有预见的，《三国志·夏侯尚传》里记载了他对九品中正制的负面看法：

32、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中正干铨衡之机于下，而执机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纷错哉？

33、他发现中正官用人职权过重，正在逐渐侵蚀朝廷权柄，导致“机权多门”的状况。

34、然而，如同电视剧里夏侯玄的叔伯们痛骂他“小毛孩儿胡说八道”一样，曹魏宗亲贵胄对于豪族势力的复兴和壮大缺乏忧患意识。尤有甚者，随着时间流逝，宗室成员的才能素养开始出现断崖式下跌，像夏侯惇、夏侯渊、夏侯尚、曹仁、曹洪、曹休、曹真那样文武兼资的干才已经难觅踪影，代表宗室集团活跃在曹魏晚期政坛上的人物是曹爽、曹羲这样的纨绔子弟，要他们与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较量，又怎么会成功呢？

35、文帝曹丕、明帝曹叡父子两代的统治进一步加快了曹魏“自毁”的速度。曹丕好大喜功，两次伐吴皆无功而返，徒耗国力；曹叡则耽于逸乐，大兴土木，招至民怨沸腾。两代帝王还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享祚不永、盛年早逝。曹丕统治魏国七年，终年四十岁，曹叡统治魏国十三年，终年三十六岁。当临终前的曹叡有气无力地把年仅八岁的齐王曹芳托付给司马懿，让他十分“荣幸”地第二回担任顾命大臣的时候，明眼人都意识到曹家气数将尽了。

36、与曹魏王室的日薄西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司马氏家族的蒸蒸日上。通过联姻，司马懿编织起一张豪族的巨网：他的妻母来自河内山氏，是“竹林七贤”中山涛的姑祖母；长子司马师娶的泰山羊氏，是西晋名臣羊祜的姊姊；次子司马昭娶的东海王氏，即司徒王朗之女；女婿则是出身京兆杜氏的杜预。这些姻亲戚属无一不来自世家大族，司马懿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为地方豪族的代表和社会精英的领袖。司马懿崛起的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于他掌握了相当的武力。身处三国乱世，军事力量在多数情况下是奠定个人权位的唯一基石，司马懿在曹真过世之后便开始全面负责针对蜀汉的战事，长期统率大量的部队，渐渐拥有了军事实权。到了曹叡统治末期的景初二年（238年），司马懿更是亲统四万大军远征辽东，平定公孙渊之叛，足见此时司马懿在军中的威望已达到了首屈一指的程度。

37、就这样，司马懿成为曹魏后期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头面人物，作为豪族代表的他又得到了世家大族的鼎力支持，故而其在正始十年（249年）的“高平陵之变”中，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诛杀曹爽，轻松攫取魏国军政大权，也就不足为奇了。

38、东吴的末代丞相张悌曾这样阐述他对司马氏代魏的看法：

39、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叡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或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计立矣。

40、——《三国志》卷四十八《三嗣主传》注引干宝《晋纪》

41、张悌认为曹操祖孙三代的统治没有获得民心，相反司马氏父子却能争取到民众的支持。张悌或许只解答了问题的一半，因为“民心向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豪族操纵的。

42、正如著名汉学家陆威仪所说，曹魏的固有局限在于，像曹操这样的开国者大都富有领袖魅力，凭借着军事力量南征北讨、开疆拓土，可他的继承者却难以用相同的方法维系统治，只能寻求三种途径来巩固权力：整顿军队、建立官僚体系，或者寻求地方豪族的支持。

43、显而易见，曹丕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可他不会料想到，豪族的支持是有代价的，经由“九品中正制”，整个官僚队伍实现了“换血”，而曹魏赖以起家的军队又旁落司马懿之手，上面提到的这三条路径皆成为权力让渡的“高速公路”。曹氏集团已慢慢被架空孤立起来，张悌所谓的“丧失民心”正源于此。魏国政局沦落到如此田地，即便没有司马懿，一定也会有别的人取而代之。如果当初笼络黄巾信徒、打压豪族的曹操，看到自己的子孙走上了这样的道路，不知会作何感想。

44、（摘自《历史的荣耀》天地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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