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翁系列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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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们不上课了，学校乱得一塌糊涂。有人说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既然造反有理，那就造吧，不造白不造！不造你就是“好巴苕”在工作组的唆使下，革命小将成了一群咬红了眼的狗。见了哪个老师不顺眼，十几二十多个同学一起上，咬住他死死不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大字报贴满校园墙上的时候，一顶高高的“黑帮”帽子也就戴在他的头上了我的最后一个同桌是个美女，姓余，名字与虞姬谐音，所以我们平时都笑称她是现代虞姬。她是个话匣子，是矿山区人（我是铜矿区人）。学校没乱前，她上课爱与人说话，老师经常批评她，如今，今非昔比，她天天向那些老师讨荆州。一天晚饭时，她到男生寝室找我，见我正啃着生苕,便大喊我：“哎！啃苕的，找你呢！”我装着没听见，她便上前推我一掌，“你这个猪，大耳朵盖住耳朵眼了？”我被她推了个趔趄，倒退了几步。连啃了两餐生苕，我正郁闷不快中，怎忍得住她这一推一骂？一时兴?起脱口回了句：“你个猪婆”！顺手将半截生苕向她掷去。谁知这一掷，竟掷出个祸来。我一直以为我的眼水（眼力）好，十发九中。偏偏这该死的唯一不中，竟彻底毁了我好眼水的英名。也怪余美人敏捷非凡，见苕向她飞来，身一偏让苕飞到了陈同学脸上。陈同学个子矮，也是矿山区人。早听说他自幼随父学过武，身手不凡。正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他，左手捂住痛脸，向我奔来飞起一脚，口中骂道：“操你娘的……”!耳听为虚，身受为实。我用哀鸣和颓然倒下，有力地证明：他的武功果真了得，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再世。我抱着头，痛哭着哀求：“我是失错，不是故意的……”。他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人，又狠狠地踢了我两脚，然后骂咧咧地向工作组的办公室奔去。可怜我一世眼准英名，竟毁于这个虞姬之手。我伏在地上哽咽抽泣，以泪洗靣。我悔恨不该绝食要读书，否则不会认识这个害我的虞姬；悔恨不该吃生苕，否则不会挨陈教头之打；悔恨不该投胎农家，否则就不会吃苕。我的伤心竟感动了余美人，她原来是个心慈手软的人，一边谴责陈教头脚不留情，一边俯下身子对我赔礼道不是，还用她那可爱的白嫩的手拉我坐起来。

办公室闪出一高一矮两个人来。陈教头站在门口没动，高个子大喊：“秦昌全，你为什么打人？滾到办公室来！”我被陈教头打翻在地，悲戚不已，哪有雅兴滾到他那里去呢？再说，自从学会走路后，我就从来没有滚着走过。我慢吞吞站起，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甩了甩头，扭了扭脖子，像上刑场就义一样，大义凜然地向那个门走去。这个要我滾到办公室去的工作队员，原来是和陈教头一个湾子的人。他听一靣之辞，拍我桌子，斥我无理，责罚我负责陈教头的医疗费，因他的左眼已经红肿。我当然也不是专门当打桩的，便随手把余美人扯了进来。祸由余美人引起，她理所当然地脱不了干系。这陈工作队听了我的诉说，迅速提审了这位美人。余美人辩解说：“错不在我，我找他要毛笔写大字报有错吗？”陈工作队听罢高声回答：“没错！”但他又糊涂判案：“祸由你起。”便将责罚我的决定，转移到她的头。因为我把话已经说死：“打死我也拿不出一分钱。”我反问，“那我被打了呢？”陈工作队说：“自认倒霉。”原来，我命贱如此，活该挨打！不久，工作队也倒了霉，他们统统滚出了学校，因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革命大串连开始了。06一九六八年夏，我已成为生产队里的一名青年农民。我和其他几个小青年，是队里的外派劳工。我们这支南征北战的派遣军，什么都干，拉着板车，挥汗如雨在黄石市街头。我们将石料山的片石拉到黄石磷肥厂，将黄石港口的长杉木拉到红旗商店，将华新水泥厂的水泥拉到老下陆东钢；后来又参加三治五改，围湖造田，修四棵闸大垻。一九七零年初秋，一声号令将我们编入黄石民兵师，参加武沙（武汉至沙河）铁路大会战。我们的组织是部队建制。我们连先是驻扎在大冶曙光公社一个胡姓的湾子里。后来移师铁山，住在一个腾出的厂房里，任务是修筑铁路路基。千军万马在一条长线上挖土挑土，到处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声势浩大，甚为壮观。我们的任务很繁重，每天得完成挑二个立方硬土的任务，早晨还得早起像士兵一样操练。那时我苦中求乐，喜欢写点顺口溜玩。连长把自己当成伯乐，认为我是个搞宣传的料子，于是金口一开，让我放下了挑土的担子。我喜得差点晕过去，马上跑到连部去报到。在文艺宣传队里，轻松又快乐，我们自编自演，把文艺宣传搞得有声有色。好笑的是，我还是宣传队里的二胡伴奏员之一，用“滥竽充数”这个成语，来形容我当时的滑稽，是多么的真实和确切。一天晚饭后，我准备写明天的宣传稿，忽听外靣有人喊：“小秦，有人找你！”我随口问了句：“谁呀？进来吧！”外靣的人哄笑着：“她不进来，要你来接！”我跑出来一看愣住了，“哎，怎么是你？”“没想到吧？”我说：“真没想到。”她笑嘻嘻地说，“欢迎不，啃生苕的？”我这才缓过神来，急忙调度脸上的惊讶滾蛋，让欢笑火速上岗，并将两排参差不齐的鬼牙露出来，以示隆重欢迎。我微躬着腰双手伸出，对她作了个礼请的姿势：“请虞姬移驾，光临寒舍。”又是一阵轰笑，屋里其他人都出来了。她脸颊红晕，对我说“影响别人不好吧，我们还是到外靣走走。”我们边走边说，我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报纸上看到的。”她告诉我，有次她到我们团部找亲戚玩，从油印的宣传简报中，看到了我写的报道。(因稿末都载“某营某连某某来稿”)她说：“看到你的名字，毕竟是同过桌的同学，还有因为我，使你挨过打，就想来看看，证实下到底是不是你。”从驻地出来，拐了个弯便有条小街。她说：“到那个小馆坐坐好吗？”我说：“好，我请你吃苕粉圆子。”“哈哈，你不是不能吃苕吗？”我说：“苕粉是苕的精品，我的胃没意见。”“苕粉圆子很贵的，你舍得吗？”她向着我笑，一脸妩媚。高挑的身材，得体的衣着；一双犹如一泓清水的明眸，灵动出摄魂勾魄的美态。我笑道：“为同学，特别是美女，舍得两肋插刀。”我用三角二分钱买了四个圆子，分两碗一人两个，对面坐着边吃边聊。从交谈中得知，她所在团的驻地离铁山不远。我们感慨分别几年竟在这里相遇，互诉各自现在的状况。她眼睛放着光芒，询问我：“你开亲了吗？”“结婚了，”我说，“家里来信，我妻子分娩在床，是个男孩子。你呢？”“我可没有你那么性急！只知道你去学了打铁，哪晓得你这么小就有孩子了呢？她漂亮吗？”我笑答：“在别人眼里，她是窝边猪不啃的萝卜，但在我眼里就不同了。”她沉默了片刻，若有所思地说：“我真没想到你结婚这么早……”“不该吃你两个苕粉圆子。”她说，“这人情债我无法还了。”我似乎听出了她话外音的意思，顺着她的话说：“下次你请我，不就还了？”“还有下次吗？”“有，怎么没有，我们是同学，你也该名花有主了，下次我等你的好消息。”铁山一别，就再也没有下次了。她也许很忙，也许是别的原因；我因儿子的出生而愈加思念家中的他们。就在这年的腊月十五，我告别了火热的工地，回到了家里，回到了我思念不已的他们的身边。若干年后，听说她去了美国，我想，在地球的那边，她日子该过得好吧。

我和苕的故事还有很多。这些平凡的故事是我在人生道路上，留下的深浅不同的脚印。它们犹如河流中泛起的浪花，一朵接着一朵，从源头一直泛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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