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金瓶梅

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以下的问题，关于08金瓶梅，黄 霖 |《金瓶梅》研究小史（2）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二）、崇祯本批点“世情书”

约于崇祯年间，有人对《金瓶梅词话》在文字上予以删削、调整和润饰的同时，又进行了评点，且加插了图像，刊其书名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后来一般称之为“崇祯本”《金瓶梅》。

崇祯本的评点者，我认为是冯梦龙的可能最大，因为这本书的前面只留了“东吴弄珠客”的序，“弄珠客”与“龙”的关系密切，“双龙戏珠”为人所熟知，且这部书的评点观点与刊刻风格，都与“三言”比较接近。当然，在目前还无法确定，但并不影响这一本子的评点在《金瓶梅》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

它的评点，第一次对《金瓶梅》一书作了全面而细致的分析，可以说是明代《金瓶梅》研究的一次小结，并对清代的《金瓶梅》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

崇祯本的评点者继承和发展了欣欣子“寄意于时俗”的观点，首次标明了《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

他说：“《金瓶梅》，非淫书也”（第99回评），“读此书而以为淫者秽者，无目者也”（第100回评）。

他指出：“此书只一味要打破世情，故不论事之大小冷热，但世情所有，便一笔刺入。”（第52回评）

这就是说，《金瓶梅》的主要特点就是侧重在描写现实、暴露黑暗。因此，他在整个评点中，经常运用“一篇世情语”（第95回评）、“世情大都如此”（第64回评）、“世情冷暖”（第95回评）、“一部炎凉景况”（第1回评）、“写出炎凉恶态”（第35回评）等等来评价其得失。

从此，“世情”两字就成了我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上常用的特有的概念。

《金瓶梅》两种版本

所谓“世情小说”就是不同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怪小说而侧重在写现实世态。

后来西周生《醒世姻缘传凡例》、天花才子的《快心编凡例》等，都把自己的作品称之为“世情”小说。

于清代康熙年间，张竹坡也承此说，把《金瓶梅》评为“一部世情书”。

乃至后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用现代的观点将我国古代小说分类时，也沿用了这个概念，并言简意赅地指出了这类小说的特点：“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而“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可见，崇祯本的评点者用“世情书”来概括这类小说的特点是颇为精辟的，并在我国小说研究史上产生了影响。

崇祯本的评点者在标明《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的同时，进一步指出了这部世情书的特点就在于通过暴露社会黑暗来惩恶警世。

如第九十回眉批就指出：“凡西门庆坏事必盛为播扬者，以其作书惩创之大意矣。”这就是说，作者极力渲染其坏事，目的在于惩创而不在于宣扬。

第九十一回《金瓶梅》写孟玉楼嫁往李衙内家时，街谈巷议道：

西门家小老婆，如今也嫁人了！当初这厮在日，专一违天害理，贪财好色，奸骗人家妻女！

今日死了，老婆带的东西，嫁人的嫁人，拐带的拐带，养汉的养汉，做贼的做贼，都野鸡毛儿零挦了！常言：三十年远报，而今眼下就报了！

在这里，评点者眉批道：“此一段是作书大意。”所谓“大意”，就是作家创作的宗旨。

这段话虽然包含着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天理循环、因果报应的色彩，但总的还是说明了作者的主要意图在于鞭挞西门庆，批判社会罪恶。

《黄霖说<金瓶梅>》

这也正如他在第69回批评中所指出的：“此为世人说法也。读者当须猛省。”

在崇祯本的整个评点中，批评家还强调了《金瓶梅》揭露封建朝政、贪官污吏的意义。

例如第35回、第55回写西门庆两度走蔡京的门路，被委任为提刑官时，一方是“倚势利”，奉承献媚，另一方是“累次受贿”，贪赃枉法，真是丑态百出。

于此，评点者就指出，作品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献媚者与受贿者，写得默默会心，最有情致”，“蔡京受私贿，擅私宠，作私恩，已画出一私门矣”。

事实上，《金瓶梅》描画的不仅仅是蔡家一私门，而是整个溃烂的统治机器，评点者指出，“写私门之广，不独一提刑也”（第67回评），在小说中到处可以看到“断狱之不可论理”（第9回评），当官的作威作福、劳民伤财（第34回、65回评）和种种“仕途之秽”（第36回评）。

总之，评点者充分肯定了《金瓶梅》暴露黑暗的意义。

这比之时人把《金瓶梅》当作一部淫书或笼统地肯定其“曲尽人间丑态”来，无疑是高出一筹。

后来如张竹坡等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不少就只是这些观点的发挥而已。

《金瓶梅》作为一部世情小说，崇祯本的评点者又十分重视其艺术的真实性。

他赞赏《金瓶梅》在写人、状物、绘景等各方面都摆脱了传统的传奇的写法而逼真生活，使读者觉得就像在生活中那样，人是普通的人，事是平凡的事，景是通常的景。

“情景逼真”、“情事如画”、“口吻极肖”一类批语几乎贯串全书。小说如何才能逼真？评点者认为这主要不在于简单地实录生活，而是要描写得“入情”，符合生活中的“必至之情”。

例如第2回写西门庆欲奸潘金莲前先与王婆周旋时，评点者批道：“摹写展转处，正是人情之所必至，此作者精神所在也。若诋其繁而欲损一字者，不善读书者也。”

这就是说，作品的描写必须契合人情事理，符合生活发展的逻辑，“字字俱从人情做细幽冷处逗出”，才能写得“活泼如生”（第8回评）。

《金瓶梅资料汇编》

崇祯本的评点者还高度评价了《金瓶梅》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杰出成就。

他常用“写得活现”、“极肖”、“传神”等词语来赞扬小说中人物的真实、生动、形象，特别重视分析人物的个性特点。

如第91回评玉簪儿时说：“写怪奴怪态，不独言语怪，肖裳怪，形貌举止怪，并声影气味心思胎骨之怪俱为摹出，真炉锤造物之手。”

又如第五十一回评吴月娘、潘金莲、李瓶儿、孟玉楼一起听姑子唱佛曲时，四人的性格心态迥异：“金莲之动，玉楼之静，月娘之懵，瓶儿之随，人各一心，心各一口，各说各是，都为写出。”

那么，小说家何以能刻画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呢？崇祯本的评点者指出，这主要是作者在塑造人物时能“妙得其情”，即能恰当地把握住每一个人物在此时此景的特殊心情，因而能得其神理，描写如生。

如第59回写西门庆见潘金莲的猫吓坏了官哥，一怒之下直冲到金莲房中把猫摔死了。

此时，金莲先是坐在坑上，“风纹也不动”，待西门庆出了门，口里喃喃呐呐地骂了一通。这样描写潘金莲，正如评者所指出的：

“西门庆正在气头上，又不敢明嚷，又不能暗忍。明嚷恐讨没趣，暗忍又恐人笑。等其去后，哞哞刀刀作絮语，妙得其情。”

再如第十二回写西门庆发现奴仆琴童身上有潘金莲的锦香葫芦儿时，即抓起来打了一顿，赶逐出门，于此评者批道：“不待审问的确，竟自打逐，似暴躁，又似隐忍，妙得其情。”

很清楚，评点者认为，作者只有随时把握了笔下的人物在每一个独特的环境中的独特的个性和心态之后，才能写出个性鲜明、活灵活现的形象。

与以上相关，崇祯本的评点者还对《金瓶梅》的艺术表现手法也作了多方面的探讨。

他赞赏小说在描写世情、刻画人物时“纯用白描”（第72回评），“打从闲处放情”第2回评），“在没要没紧处画出”（第20回评），并巧妙地使用了一些“家常口头语”（第28回）。

他还尝试总结了一些写作的“文法”，如“躲闪法”（第21回）、“捷改法”（第57回）以及“绵里下针”、“线索之妙”等等，是以后金圣叹、毛宗岗等大规模地总结写作之法的先导。

他又开始用“冷”、“热”对立的观点来研究作家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人物形象，这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李百川创作《绿野仙踪》和张竹坡、脂砚斋、哈斯宝、张新之等人的小说研究都起了明显的影响。

因此，崇祯本评点者的这些观点和研究的方法都是值是一提的。

《<金瓶梅>评点》

文章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载于《金瓶梅讲演录》，200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略有删节。后收入《黄霖<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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