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蝴蝶之家

很多朋友对于黑蝴蝶之家和家事琐记（四）不太懂，今天就由小编来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作者李旭光

母亲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其最初的原因是上了初中。母亲喜欢读书，但在幼年时要照顾身下的大舅，加上外祖父在外地学徒，家里刻薄的祖父不许为孙女的母亲读书，还经常对为儿媳的姥姥骂杂，骂她们母女是“白吃饱”。母亲就抱着大舅偷偷到学校的教室窗外听、偷看老师的讲课。这段经历，母亲在去世前曾写过，但觉得太苦，一写就流泪，实在写不下去，结果就只是开了个头儿。同父亲结婚时母亲只有十七岁。婚后不久父亲参军离开家，母亲被留在婆家。当时二叔年龄小，经常帮助母亲到井沿去担水，在母亲做饭时一旁烧火。那时江北的井很深，用轱辘把往上摇，弄不好会失手被轱辘把反转打伤。母亲因此与二叔就有了比嫂子更多一层的姐弟情谊。爷爷还算是开明。父亲当兵走后往家里写信，常灌输母亲一些革命道理，加上母亲对知识的渴望，使母亲萌生了要到中学去读书的愿望。经过对爷爷奶奶的软磨烂缠，得到爷爷奶奶同意。1948年的寒假，前郭一中读书的母亲参加了一个培训班，只有不到一个月的培训班一结束，母亲就被派往二区任妇女主任。当时新生的红色政权需要大批干部，尤其是知识青年，而共和国也还没有宣告正式成立，母亲正是这样大背景下追求上进、崇仰真理的知识青年，父亲在前方的特殊身份应该也是成就母亲的重要原因。----爷爷奶奶对母亲的迁就，也许多半是出于对远赴沙场、前途未卜的长子的一种宽慰和支持。

母亲王桂珍

前郭开始只有六个区，分开后加增到十二个区。六个区时被人们当时称作大区。大区的妇女主任要参加区党委会，是党委委员。那时为适应严酷的对敌斗争环境，区干部要集体住宿、配枪，有马骑。1950年，母亲被派到省委党校学习。我到县委组织部干部科任科长时才知道，如果要提任科级干部，必须到地委党校学习，而且党校在发现培养人才方面话语权很大。记得县委党校在80年代的一次干部培训时，有一名干部因侍候爱人坐月子耽误了课程，被党校反映给县委领导，被批评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后来我们到地委党校考察干部时，也非常看重党校校方提供的材料，看重带班同志的意见。以母亲被派到省委党校学习，应该是组织上对母亲很器重。后来我在1987年亦被派到省委党校学习，任支书、班长，2000年参加地厅级后备干部培训班又到省委党校学习，中间还有过几次到省委党校学习的经历。这就是我任处级干部的必须经历。比起母亲，要晚了几近四十年。而母亲当时刚刚才二十岁。母亲到省委党校学习而没有得到重用，除了她自身素质原因，包括家庭背景，所受到的教育，生活阅历，性格等，另一主要原因是因为父亲经常会给母亲写家书，而当时的“组织上”却执意认定，即便是家书，也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

母亲出身工人家庭。外祖父王文成，外祖母谷玉杰。外祖父婚后到长春、开原一带去学徒，在前郭、安广、舍利一线的铁路局工作，在光复后又到了供销社一类的商业部门，在东北贸易局参加革命。刘铁军的父亲当年也在东北贸易局工作。外祖父学徒和常年在外漂泊时长了见识，把外祖母和母亲、大舅从辽宁省法库县的农村带到吉林。经外祖父铁路上的朋友乔文才的介绍，父母得以结合。外祖父学徒所学的那些技能，有的是从业所必须具备的，也有一些是与社会上三教九流各色人物打交道、艰难度日所必备的社会经验。这些东西虽然对母亲有些影响是正面的，毕竟不是诗书世家，又不是有钱人家亦或是小康之家那种曾经沧海、见惯秋月春风的从容。外祖父能说、会说，善与人交际，这些都影响到母亲，但外祖父的朋友不多，做人的原则很强，很倔，看不惯的东西，一则不会接受和通过，再则自己那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又总要委婉地表达出来。这些在复杂的人世、世事中未免显得过刚、过方、器局狭促的东西也影响到母亲。母亲性格很刚烈，也因为生活的经验告诉她，如果不是她靠自己的奋斗，小学的文化都没有谁会给她，至于上初中、参加革命就更无从谈起了。她在这里悟出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应该自己要对自己的未来担起责任。还有一点原因是因为父亲太过厚道。父亲对母亲迁就有余，有时甚至连同母亲的某些错误。而相对地在家庭中往往刻意回避矛盾、绕开问题，对母亲开导不够，凡家里诸事，都不会坚持自己正确意见。

在长春的街道母亲也做过妇女干部。主要是当时母亲身体不好，有肋膜炎、胃病、心脏病，加上父亲那时第二次被组织上派去读大学，在省卫生干校，显然是得到组织上的器重。母亲在长春街道应该是东风人民公社，不是按调转的程序，而是在退职，得了退职金后重新参加工作的。这一段退职经历，险些使她失去了“老干部”的身份。“老干部”专指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同志。中组部有认定参加革命时间的文件，文件指出，建国前参加革命，中间退职或其它原因中断了，后来又参加革命，中间间断不超过三年的，其参加革命时间按建国前计算。母亲就属于这种情况，父亲也属于这种情况。母亲退职应在1958年至1959年间。因为我生在前郭，妹妹生在长春。生妹妹时父亲带我和大哥到产房，产房很大，很干净，母亲围坐在洁白的棉被里，被子上放了一个很红、很大的苹果。一次在长春母亲带我去买煤油，穿着碎蓝花旗袍，赶带鼻子的捷克公交车时被甩站，在一个大斜坡上母亲摔倒，膝盖擦破都出油了，应是穿的高跟鞋，又没穿长筒袜子。

搬到一小学门口杜家大院时，母亲每到夏天都会穿旗袍。每到周日休息，母亲都会泡一大洗衣盆的衣服，用搓衣板搓洗。碱水泡衣服，很少用肥皂，肥皂缺，又贵。洗衣粉最早见到应在1965年，在奚卫家见到的纸装的本溪产洗衣粉。奚卫说，家里有肥皂粉，泡很多，就带着赵锦秀、孟小军我们一个学习小组的人到他家里，在脸盆里玩肥皂粉，被他母亲回来一顿胖揍。母亲洗衣服时就穿着旗袍，有开叉，因为夏天很热。连炉灶都要临时搭在小院子里。母亲平时还要为我们缝补衣裳，纳底子做鞋，给父亲织毛衣。母亲干活，会一边哼唱歌曲，多为俄罗斯的歌曲，“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还有“我的祖国”、“洪湖水浪打浪”等革命歌曲，一边还会听收音机。母亲很时尚，有浪漫气质。在我结婚前，母亲专程赶到长春，为我和妻子置办衣物。那时前郭到长春只有战备公路，公共汽车很少，去一趟长春要在公路上折腾大半天时间。铁路是1973年-1974年间，我当兵时候通的。回来的时候，母亲给我买一块毛料子是做裤子的，米色。母亲说，男人的裤子很重要，是因为腿很能体现人的魅力。母亲年轻时候有一些好衣服也爱穿好衣服，后来有一件列宁装上衣和宽裤腿的裤子都改了给我穿，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大约在1967年时，家里买了一架缝纫机，是站箱的，机头不能卧到面板下的箱里，所以称站箱，自己用纸壳糊一个下面开口的箱子，使用后罩在机头上面。开始时母亲也是初学，我也跟着学，包括把线从线团倒到缝纫机的小线轮上。

母亲擅长语言表达，这可以看到外祖父的影子。外祖母则不爱讲话。小时候在深井子商业牧场曾看到过外祖母参加扫盲夜校时所得的奖状。奖状被外祖母干干净净的镶在小镜框里，挂在箱子上面的墙上。后来有一天我和老姨扑捉到一只很大的黑蝴蝶，被老姨夹在一本书里，风干后的蝴蝶，后来又被老姨夹到了装有外祖母扫盲夜校里得的奖状镜框里。母亲擅长表达，也喜欢思考问题，对年青人的新鲜东西很快就能接受。譬如家俱和家电一类，我们兄弟几人做出的一些改善，很快就能在母亲家里看到。后来我当兵到开原，母亲曾刻意和司令部的周协理员谈了一次话。周协理员是警卫员出身，辽宁农村的小孩子老早就出来当的兵，没有什么高的文化，个子瘦小，老气横秋的模样，又是1950年代当的兵，因为母亲参加革命要早于他，所以一见到母亲，就连连地说你是老革命呀。后来，周协理员对我说，你母亲是老革命呀，真有水平。母亲为了让部队首长对儿子高看一眼，一定是很用心地在周协理员面前表现了自己的水平。特别是口才。

母亲的女红不错。兄弟几个人的鞋，多半是母亲亲手缝制的。她一面要白天上班，一面又要在夜里和假日工休为我们打理穿戴，很不容易。当时在柜板子上打袼褙，在铺衬包里翻各种颜色和材料的碎布头，让我和她在灯下缠缝补衣服的桄线，缠织毛衣的毛线，自己捻纳底子的麻绳，在缝纫机上脚蹬手推地咔咔响，为我们缝补衣服、钉扣子等等，一如电影的片段。

母亲的饭菜做得也好。当时最富于变化的就是玉米饼子。我们都称玉米饼子为“杂和面”。多半是因为玉米饼子里可以掺进其它的一些杂粮和食物，那时一小学大门口的巷路通连着火车站和运输社。运输社每天的马车、驴车结成队出行和归来。出发的时候，牲口和人都有精神，特别是冬天，迎着太阳出去，牲口的鼻子里喷出一股一股的团雾，老板子屁股下面是棉垫，皮帽子的毛上和嘴下的领口都是霜。冬天的车上有时是拉木材、煤炭，有时是拉甜菜。由于路不平,坑坑洼洼的,车赶得快时甜菜会掉在地上，被我们拣回家里。母亲就把甜菜用插菜板子插成丝，掺进玉米饼子里。母亲贴玉米饼，一般在前一天夜里和玉米面，特别是用米汤和，冬天放到锅里，盖上锅盖，或是放到炕头上用被子捂上，发酵后的玉米饼子自然地带有甜味。那时家里经常吃捞饭。我和大哥都会捞饭。经常捞的是大米和小米两掺的二米饭。把水添足，大米没有硬心子的时候就可以捞了。罩離是扒了皮的小细柳条编的，捞好了饭，把米汤用来炖菜。上面放上锅撑，一种井字形的方木架，锅撑上再架上已经捞好的饭盆儿，盖上锅盖再炖一会就好了。这是一种组合。也有时是下面炖菜，上面锅的一圈儿贴玉米饼子，要在锅将热未大热的时候贴，太凉太热时都贴不住。玉米饼子在菜锅里贴，下方的底部会沾上一些菜里的油花和鲜滋味儿。这些做饭的手艺都是从母亲那里学的。我会，大哥也会。

不同的是我还会擀饺子皮。家里有时会在周日包饺子。过大年时，除了一锅接一锅地蒸馒头、蒸黏豆包外，就要一菜板一菜板地剁饺子馅，一盖帘一盖帘地包冻饺子。盖帘是用高粱梢用线纵横两层编在一起的。大的盖帘要有五六十公分的直径，能装百八十的饺子。母亲看中并培养了我擀饺子皮，是因为这个活既要力气，又不能占有最优质的劳动力—大哥。后来母亲得了结核病，消耗很大要吃些小锅。没有什么特殊的菜品，只是包点白菜素馅的饺子。都是我在一旁擀皮子，有时还剁馅子。

姥姥一家人，右一为母亲王桂珍中间为姥姥姥爷

母亲性格不好，孩子们多又要上班，如果我们犯了错误就会挨打，比如条帚疙瘩、掸子杆,用手（掐）捏等。一次我和大哥挨揍，我们俩就跑。跑到邻院的南院靠角的那家猪圈里躲了起来。猪圈当时没养猪，里面是板铺，又有干草，带蓬，是比较讲究的那种猪圈。主人姓什么已经忘了。只记得是老年得子，儿子长得像老伴，脸胖胖的，叫大宝，常穿着兰布大长衫，在小铺卖杂货。这时天已黑下来，打起雷，下了雨，母亲到外面开始找我们，一声迭一声地喊。大哥怕母亲着急，要出去，我坚持不出去。她这样打咱俩，不能出去，着急就着急。当然，父亲也动手打过我们，只是来得更快，没有前奏，打的次数要少。如果不是十分严重的事件，父亲一般不动手，在一旁装好人。

关于母亲及姥姥家的事，后来我又再次集中地翻看了母亲的人事档案，大致可以整理如下：

母亲王桂珍，曾自己取名王桂芝。民国十九年，即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六日生于当时的奉天省法库县通江子区谷榆树村。外祖父王文成在生下母亲、大舅王凯后，只身一人到长春、开原去学徒，学习理发手艺。由于学徒时不挣钱，不能养家糊口，外祖母谷玉杰带着年幼的母亲和大舅只能暂住在婆家。常受到公公无端的辱骂，甚至被撵。遂回娘家住一段。如此往复。外祖父出徒后，在前旗的澡堂子理发，有了收入，把外祖母、母亲、大舅接到前旗，一家人才得以团聚。后经人介绍，外祖父到前旗的铁路电务段做临时工，又改为通讯工。由于外祖父不敢上电线杆作业，两年后改开摩托车，一年多后再改作材料工。一直到光复。光复后外祖父失业，在前旗做了两年多的小买卖，直到1948年在为东北贸易局的一商店参加工作。外祖父在铁路期间，蹍转于安广、舍利、前郭之间，漂泊着的还有一家人的住所。年幼的母亲喜欢读书，由于家里穷，又是女孩子，没有钱供她读书。母亲就自己偷着到安广的和满小学报了名，还为自己起了名字---王桂芝。这一年是1938年。几天后，偷着上学的母亲被家里发现，把母亲从学校带回家里。母亲就央求外祖父、外祖母，有时还不停地哭闹。家人在无奈之下只好同意母亲到学校去读书。大致从1938年到1942年，母亲断断续续地读了初小和高小，用母亲的话说，都没有卒业。读书后，母亲在家里做家务、劳动，一直到光复。

光复后，解放军挺进东北，在前旗开展了土改、镇反、反特运动，同时开展了强大的宣传攻势。由于当时条件艰苦，解放军穿得破破烂烂，装备很差，又不是国军，出于奴化思想和正统观念，年轻的母亲起初并不认可解放军的宣传。后来，有一名姓张、叫张义的女干部，是工作队长，给母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母亲产生了要像她一样参加革命的愿望。于是，母亲就参加了几次工作队组织召开的会议。这时的母亲已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邻居们对外祖母说，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不如早点给女儿找个婆家，免得日后操心。母亲坚决反对过早地出嫁，但拧不过长辈。后来，经过乔文才介绍，与父亲订了婚。1947年，由于家里困难，在外祖父的主张下，母亲和父亲在江北的扶余完婚，离开了前旗城区西街的娘家。

右一母亲王桂珍，在吉林省委党校学习期间

婚后不久，在江北中学读书的父亲报名参了军，母亲被一个人留在婆家。陷入极大苦闷的母亲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说，感觉自己成了笼子里的小鸟。从军后的父亲经常写信寄回来。父亲在家书中不断地给母亲灌输革命道理，介绍给母亲一些自己读过的进步书籍，每一本书母亲都认真地阅读。母亲后来记得，对她帮助最大的书是“革命人生观”。这部书读后，使母亲萌发了一个彻底改变她自己命运的念头，那就是决心参加革命工作，和父亲走一条路。于是，已婚的母亲开始向爷爷奶奶提出读书的要求。这在公婆中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其实是误会。公婆以为新婚独处婆家的母亲心坏了，要闹离婚。于是，母亲想尽所有一切办法，说服爷爷奶奶，终于得到还算是开明的公婆允许。

1948年春天，母亲考入前郭一中。所有的学习费用都是外祖父从家里的生活费中节省出来的。爷爷奶奶这边一文也不给。这种情况对母亲形成一种激励，促使母亲的学习成绩和思想进步都很快。这一年的寒假，母亲参加了旗委举办的城区训练班，是从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中选拔培养干部的速成班，时间后来记载为10—15天。当时距离新中国的成立还有十多个月。

1949年1月12日，在前郭城区经韩光介绍，母亲参加革命工作，被分到二区，即今前郭的八郎，辖区要大于八郎，作妇女干事。1949年4月26日，经白永奎、刘景海介绍，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昱年1月8日转正。1949年10月，母亲调至八区，今吉拉吐，作妇女主任。1950年4月，母亲被选送到省委党校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培训，为第五期学员。学习结束后，母亲仍回到八区作原工作。1952年11月至1953年11月，母亲调四区，今新庙作妇女主任。1953年11月至1957年，母亲先后在十二区，今乌兰图嘎作妇女主任、十二区银行营业所出纳、十二区粮食所会计，1957至1958年7月，在县粮食局工会和粮库工作。期间，由于生了大哥旭辉和我，下乡不方便，加上母亲得了心脏病、胃病、肋膜炎等疾病，主动提出不做妇女工作，转业到其他部门，得到组织的批准。从自传和鉴定看，这期间也是母亲思想情绪波动最大的阶段，得不到所在单位领导的信任和认可。

1958年7月，母亲自己主动申请退职，身体有病是唯一的理由。经县下放办批准，于7月16日退职，工资发到7月末，领到退职金425元。后来我分析，母亲退职的原因，主要应是为了陪伴父亲到省卫生干校脱产三年学习，也可能对自己的工作环境不如意。这个时候，母亲已怀了妹妹。退职后，举家搬到长春。1959年，母亲旋在长春市东风人民公社长青管区参加工作，仍为妇女主任。1960年5月12日东风公社组织部的证实材料中说：“来我公社将近一年，一直是做妇女主任工作·····”，说明母亲在1959年春夏间就已经在东风公社参加工作了。在长春寓居期间，妹妹晓艳出生。

1960年，由县人事局分配，母亲到了县医院工作。这个时间段，是父亲从省卫生干校学习归来，加上此前于1958年主动申请退职，于1953---1958年在十二区主动申请转业不做妇女工作等，凡两次主动变轨，激流勇退的经历，可以非常清楚地说明：母亲的一生，都是在伴随着父亲的生命轨迹运行的，是父亲的最忠实的追随与护佑者。而另一方面，就是她的爱子、爱女，成为她老人家的血肉负荷，把她一次次地从激流拖入浅滩。

母亲于1973年被划分到新组建的县中医院，这可以看作是为县中医院充实骨干，也使人联想到借机甩包袱等这样不厚道的一些词汇。应该说，从1960年母亲进入卫生系统后，抑或是更早一些的1956年，从区妇女主任转业后，母亲生命中的波澜已经逐渐归于平复。可惜的是那是的母亲，才二十五六岁，就是从1960年算起，母亲也才只有三十岁。希望是那样过早地在母亲心底破灭了。

使人不愿意提起的，依然是至今仍保留在母亲档案中那些触目惊心的鉴定材料，曾经幽灵般地伴随着母亲追梦的青春岁月。那些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所谓对干部的评价，似乎都发生在台面的下边，有如暗处里发出的一支支冷箭和在身后射过来的子弹，使得出局的人一直到倒下去时都几于蒙在鼓里。那些话听起来都很重，不像是在评价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热血青年：“瞧不起领导和区委对立，不听区委分配”；“有旧学生作风，眼睛彩上不彩下”（原文如此。彩，在东北方言中有瞧、看、盯之意），云云。前者出自区委书记之手，后者来自省委党校对学员寥寥数语的鉴定，甚至连一句穿靴戴帽的肯定话都没舍得说。试想，写这样鉴定的的人当时所使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标准？会是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看了这样的鉴定，谁还想、谁还敢用这个干部？而这样的评价标准和境界到底是高呢，还是低？

所以，每当我为母亲的命运叹惋时，总会不免要控诉那个年代，进而为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而感到弥足珍贵。

作者李旭光

李旭光简介祖籍山东，吉林松原人，军人出身，退休前曾供职于乡、县、市（地）、省党政机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契丹女真史分会理事，中国楹联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吉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散文《秋来查干湖》，收入2011年《中国散文精选》、刊于《光明日报》、《作家》、《大家散文》、《诗选刊》、《散文选刊》、《语文主题学习》（上海教育出版社）等书报刊，被《学优网》、《第一文库网》等语文学习网站眷顾；《查干淖尔之冬》发表于《大家散文》、《人民日报》，收入《人民日报》散文精选《风在诉说的时候》；《中华典籍引领我的生活》，获《光明日报》社、“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有奖征文优秀奖；《百余年来洮霍两河注入查干湖以及松嫩两江与查干湖沟通的文献与图舆》，在全国辽金史年会宣读，刊于《东北史地》，收入《辽金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三石·九石》等几十篇札记、随笔、诗歌，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诗刊》、《人民文学》、《美文》等报刊发表。楷书《金刚经》入选首届华珍阁杯全国书法大赛；楷书《盂方·盂圆》获建国七十年“翰墨云桥杯”全国书画邀请赛优秀奖。《踏青集》、《方舟·方舟》、《查干湖畔的辽地春捺钵》等文集在作家出版社、吉林出版社出版。（2019·10·20）

好了，关于黑蝴蝶之家和家事琐记（四）的问题到这里结束啦，希望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