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战经典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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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战经典》·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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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中央军委2019年1号命令，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

全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遵令而行。练兵场上处处呈现出生龙活虎、热火朝天的训练景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练兵运动是伴随着人民军队的诞生而开始的，并伴随着战争实践和武器装备的演变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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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大练兵运动、加强军事训练，是部队提高战斗力、赢得战争的根本途径和有效手段。人民军队历来强调练兵运动，加强军事训练在战争年代，我们是以战教练。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同时利用战斗间隙，开展练兵运动。并创造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练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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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同时宣告：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起义爆发后的第七天，中共中央在汉口鄱阳街139号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然而，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的道路应该如何走，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前所未遇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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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开始到1929年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在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上百次起义。这些起义成立了若干支工农革命军，到1928年的5月都改称为红军。

初创的红军是严重的缺乏武器装备，也缺乏正规的训练。以当时战斗力最强、人数最多的红四军为例。红四军在1928年的6月是在井冈山时期的鼎盛时期，总共有四个团，从整个红四军来看，这些指战员在参军以前，大多成分是农民，连枪都没有摸过。是严重的缺乏正规的训练，接触过正规训练的这些指战员不到部队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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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创建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后国民党军就接连不断地发动“会剿”“进剿”行动。红军处于频繁的反“进剿”反“会剿”斗争中，基本没有时间进行大规模的练兵活动。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长时间的休息训练是不可能的，只有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时间训练。时任红四军参谋长的朱云卿曾用“烂牛皮不是烂牛皮，烂豆腐不是烂豆腐。”来形容当时红军官兵的军事技术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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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敌强我弱的形式，红军为保存和发展自己，一方面只能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通过实战来锻炼部队。另一方面，是抓紧时间，因地制宜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军事训练，来提高官兵的技术、战术水平。

1927年的12月，毛泽东在宁冈县砻市龙江书院创办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这是人民军队开展军事院校教育的发端。当时教导队主要负责训练下级军官和为地方培训赤卫队的指挥员。当时的教学条件可以说是非常艰苦的，没有固定的教室，学员们就在露天场地进行上课。没有笔墨纸张，学员们就拿起树枝、碳条来做笔。在地上、石板上或者说沙盘上练习写字。就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教导队培养了一批军事、政治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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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3日，红四军为粉碎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会剿”，来到福建省连城县新泉镇。这是位于闽西山区的一个重镇，西出长汀通往赣南，南下可达上杭、龙岩、永定连接粤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为提高政治素质、军事技术和作战能力。红四军在新泉开展了，为期十多天的政治军事整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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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早在1927年的9月下旬，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过一次整编，史称“三湾改编”。在当年的10月下旬到11月初的时候，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江西南部安远县天心圩、大庾和上堡，也分别进行了整顿、整编和整训。史称“赣南三整”。但无论“三湾改编”也好，还是“赣南三整”也好。这两次整编的内容都大致相同，主要是在部队遭受到严重挫折、士气涣散、纪律松散的这种情况下，开展的一次政治整训。内容主要就是：缩减部队、进行改编。另外就是统一思想、加强纪律。所以说他们是以政治整训为主。而这次在新泉就不同了，除了政治整训以外，还重点进行了军事训练。而且时间也达到了十天。所以说新泉整训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大规模的整训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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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泉整训前，红四军刚刚经历了南下粤北出击东江失利的挫折，士气低落、减员千余人。为重整旗鼓、振奋精神、提高官兵的军事技能和作战本领，按照中共红四军前委的分工，时任红四军军长的朱德亲自负责部队的军事整训。举办军事干部训练班，开展军事技术、战术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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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泉整训中，朱德按照分类施教的方式，把支队长、大队长、中队长都编到连里面，由纵队长担任连长。由水平高的这些同志担任教官。然后对于受训人员进行严格的战术训练，也包括队列训练和射击训练。让这些受训人员学会以后，回到自己的部队再如法炮制，进行单兵、班、排、连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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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每当清晨朝霞染红了，新泉镇外的背头山。在嘹亮的军号声中，朱德都会背戴斗笠、脚蹬草鞋，神采奕奕地出现在练兵场上，与年轻的士兵们一同训练。当时的朱德已经43岁了，但他总是亲自讲解动作要领、实地操演。为加强红军的制度建设，朱德主持制订了红军的有关条例、法令，进一步规范军人行为，严肃部队纪律、培育优良作风。并组织编写了《新游击战术》等课程，就战斗中应如何散开、前进等，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示范。通过朱德的言传身教，短短十多天，红四军官兵的军事知识和战术素养就有了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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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12月11日是广州起义两周年的念日，毛泽东、朱德组织了包括纪念大会、阅兵仪式、游行和军民联欢会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纪念活动。

在纪念大会上，毛泽东和朱德分别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检阅了经过整训的红军和地方武装。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军民自编自演的联欢会，把整个纪念活动推向了高潮。这种活动开创了我党我军利用重大纪念日开展政治工作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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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底，红四军前委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决议，决议指出：应编制武装组织及其战术的课本，作为红军士兵的训练材料，并规定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会娱乐部的工作，开展捉迷藏、打足球、音乐、武术等游艺活动。当时，红军部队普遍采取“三操两堂”制，即每天出三次操，上两次理论课。出操的主要内容就是结合练兵开展射击、刺杀、劈刀、投弹、爬山、跳障碍、过独木桥、爬云梯等军体项目。

徐向前元帅曾这样回忆：当时鄂豫皖边红十一军31师的训练内容，日常主要是搞点儿队列训练。立正、稍息、出操。不能弄得兵不像个兵的样子。也搞些瞄准射击、夜战、山地训练。古田会议后，体育运动成为红军进行战备训练、增强官兵体质、活跃业余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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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根据地的红军，都注意开展丰富多彩、各种各样的军事体育来提高红军的作战技能和体能。即使是在长征艰苦的岁月中，也注意因陋就简结合着开展体育比赛。比如说在1935年的1月初，红军占领遵义以后，就和县立三中一起举行了篮球比赛。陈云后来专门到莫斯科去汇报遵义会议，他写了一本书叫《随军西行见闻录》。在这本书里面他特别写道：红军的球艺很高，是得益于平时非常注意体育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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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在频繁的反“围剿”斗争中，仍利用战斗间隙开展练兵运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红四方面军1933年夏，在川陕苏区进行的，为期近3个月的大练兵。当时，川陕苏区刚刚取得反“三路围攻”的胜利。苏区面积扩大到3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200万。红四方面军也由4个师扩编为4个军，发展到4万余人。这次扩编采取由地方武装赤卫队向主力红军升级为主的办法，较好地保证了兵员质量，但仍存在着干部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大批新兵缺乏正规严格的军事训练的现象。据此，红四方面军于1933年6月底在旺苍县木门镇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决定恢复彭杨军政干部学校，同时在全军开展大规模的整训，以加强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进一步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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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整训恰好赶上了酷暑季节，以通江、南江、巴中三个县为中心。包括苍溪、广元、仪陇、万源等县的部分川陕苏区，气候炎热潮湿，蚊虫比较多，比如像小咬、蚂蝗也是非常多的。同时痢疾、疟疾、伤寒、肠炎、烂脚病等一些病不断的发生，给部队训练增加了很大难度。红四方面军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发扬了吃苦耐劳、团结互助、顽强奋战的精神。按照抓紧空隙、利用时间、严练苦练的要求实施了训练计划。当时，各级机关每个连队驻地门口和俱乐部里都有练习瞄准的简易设施，除了正规训练时间外，饭前饭后还要增加几次瞄准和投弹。每逢干部开会的时候，会前都要测验参会干部的射击和技术能力，当时就连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有时也亲自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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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兵热潮遍及全军每个角落，上至军长下到炊事员、给养员、上自总部机关下到各师团机关、连队人人参加，无一例外。声势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久，在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练兵运动完全从实战需要出发，按照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的原则，突出训练重点，反对花架子，不走过场不搞形式主义。根据川北的地形条件，作战对象和红军的武器装备，作战特长重点训练射击、劈刺、投弹、土工作业四大技术，以及山地战斗、夜间战斗，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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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这次大练兵运动的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当时训练的课目很多，要求也比较细，比如射击这一项，就包括瞄准、测距离、定表尺、击发、装卸子弹、上下刺刀以及枪支的拆卸和保管等内容。对新老战士的要求也不一样，新战士要求掌握射击的基本要素，老战士则要求动作娴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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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实战经验，加强理论学习，始终贯穿在这次大练兵运动的全过程。各级领导干部和富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总结自己的实战体会，现身说法、相互交流，并帮助新战士入门，在训练中还有意识地根据各部队的特点加强专长训练，以备战时用在刀刃上，比如有的团队重点练攻坚，有的团队重点练防御，有的团队重点练夜袭。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部队在战役战斗的关键时刻发挥出极大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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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经过严格的训练，诞生了一批富有特色的团级英雄单位，比如说红九军有特别能进攻作战的“攻如猛虎”的73团、有“守如泰山”的75团、红30军有特别能打夜战的“夜老虎团”，也就是265团。这些团队在反川军的“六路围攻”中，表现得非常骁勇，打出了它们的威名。川军对他们很害怕，称之为天兵。生怕这些天兵天将突然降临眼前。所以往往是红军离他们还有几十里路，他们在夜间值更，防止这些天兵突然地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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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练兵运动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军事理论学习得到加强。

从1933年7月至9月，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干部必读》，大量介绍军事知识和实战经验。并专门印发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军事知识研究》、《步兵基本动作》、《追击要点》等小册子。供干部战士学习研究，以提高军事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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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抗战爆发后，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由红军主力改编的八路军和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然而此时，无论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所面临的政治形势、军事形势，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迥然不同。面对的敌人是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军变成了友军。作战地域更是由南方山地丛林，变为几乎从未涉足过的华北山区、平原以及华中平原、水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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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情况、新变化，给抗战初期的八路军、新四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比如平型关战役中，八路军115师的主力，歼灭日军精锐板垣师团一千多人，取得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敌第一个大胜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然而，八路军自身的伤亡却高达600多人，同时，这么大的一个伏击战役，竟没有抓到一个俘虏，在我军战史上可以说是没有先例的。什么原因呢？一是我们对日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林彪在战后总结的时候就指出：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怎么强呢？射击准确、行动隐蔽、部队管理等等方面，都是非常有特点的，那么对待这样的敌人，如果心存着轻敌的观念，作浮躁的行动，必然会受到损失的。而我们的部队仍不善作疏散队形的作战。二是对日军的武士道精神估计不足，八路军战士仍然沿用着国内战争时期对待白军的办法来对待日军，以为日军被击溃之后一听到“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这样的喊话，就会举手投降，结果不是这样，我们吃了大亏，付出了血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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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情况、新变化迫切需要适应新形势的战略方针。1937年8月，毛泽东指出，我军新的战略方针应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1938年5月，他又发表了与《论持久战》齐名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根据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把自古就有的，通常只是正规战辅助形式的游击战争，从战略高度进行考察。有力地推动了全党全军，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为适应这些转变，1939年2月，八路军总部发出整军训令华北各部队开始分期进行整军。加强党的领导和军政训练，整编部队、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同年夏，新四军也进行了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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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八路军、新四军继承红军的练兵传统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练兵运动。练兵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技术训练主要包括各种姿势的射击。比如立姿、跪姿、卧姿等等。还有投弹、刺杀以及土木作业、障碍跑和急行军等战术训练。主要包括游击战、运动战、攻坚战以及近战、夜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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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冀南、冀东、冀中、冀鲁边、山东、苏南、皖南、皖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也迅速壮大。至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已发展到50万余人。比3年前改编时扩大了近十倍。而这些新战士，绝大多数是来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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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这些刚刚放下锄头就参军的这些新战士训好，各个部队是在加紧进行作战的同时，想方设法的训练好他们。在各种气象条件下都进行训练，风和日丽的时候要练，气象极其恶劣的时候也要练，战斗部队要练，非战斗部队更要练，高级指挥员要练，普通一兵也要练。在行军作战的时候，一放下背包就加紧练，练射击、练投弹、练刺杀。紧急集合、夜间行军是家常便饭。主要是结合作战进行训练，以战出练、以战代练、战前练习、战后总结、每打一仗就提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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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之道，在于得人。在加强部队训练的同时，八路军、新四军更加重视开展军事院校教育，培养人才。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抗大强调理论与实际并重，军事与政治、文化教育并重，坚持学以致用，教学内容根据中心任务和学员成分而有所变化。其中，基本的军事教育内容包括作战组织指挥、游击战术和队列、射击、刺杀、投弹、爆破等。学员以从部队抽调干部为主，并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知识青年，全校学员最多时达1万余人。学员边学习、边战斗、边生产。迅速成长为军政兼优、文武相济的干部，奔赴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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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9年春天到1945年春天，抗日军政大学深入敌后办学，陆陆续续地在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华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成立了14所分校。抗日战争期间，抗大总校连续开办了8期，连同各分校一起共培养和训练了各级军事政治干部达10万余人，其中有的成为能够统率千军万马的高级指挥员。除此之外，还成立了像炮兵、通讯（信）、供给、卫生等等专业的学校来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训练。各抗日根据地的部队通过开办大量的教导队、教导营、随营学校以及各种训练班等等形式培养和训练了数十万的基层指挥员。这样对于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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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新四军的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作战方式也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但由于长期处于游击战争环境，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主要依靠在战争实践中学习提高。“极少训练，尚不巩固”为此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指出“最后驱逐日寇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并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鉴于目前受种种条件限制，不可能也不宜大量扩军，决定“今年秋冬两季，在不妨碍战斗与生产条件下”“利用一切可能间隙，轮番整训部队”“总使一年内，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部队，都得到一次有效的大整训”为将来的大发展与大反攻准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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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整训分为军事整训和政治整训，以练兵为中心，军事整训以射击、投弹、刺杀、破或土木作业为主，以攻坚战术和游击战术为辅。同时总结带兵、养兵、用兵的经验。练兵内容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突出战斗技术，同时强调旅团营级干部，要重点学习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筑城学以及管理教育等五大项的内容。还提出：打破常规，开展兵教官、官教兵、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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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继续坚持对敌斗争的同时，陆续开展了以改进政治工作和提高军事技术水平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大练兵运动，并一直持续到1945年春季。通过整训，八路军、新四军在训练内容和方法上逐步走向正规。战术技术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为实行由游击战向正规战的战略转变，开展更大规模的攻势作战，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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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无不渴望和平与安定，迫切需要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普遍反对内战，要求实现和平的压力，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团结建国大计。经过43天的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双十协定》，但蒋介石只是把和谈看作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的暂时手段。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是蒋介石迫于国内国际形势，迫不得已做出的，假和平、真备战的缓兵之计。内战阴云仍然笼罩在神州大地的上空。在此后的三个月内，严阵以待的解放区军民，接连取得邯郸战役、平绥路战役、津浦路阻击战的重大胜利，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中共代表团提出的无条件停战的建议。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随后各自发布《停战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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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真心的希望中国能够和平下来，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新的国家，但是并没有完全陷入对和平的幻想中。1946年的5月1日，中共中央在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这种形势下，发出了《关于练兵的指示》，再次强调各地要加强练兵工作，重点练军事的三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在政治上，要提高战胜顽敌、保卫解放区的信心与决心。但十分遗憾的是，仅仅过了一个多月，1946年的6月26日，蒋介石就悍然撕毁了停战协议，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面内战就此爆发，刚刚开始的练兵运动也被迫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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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24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练兵和训练干部的指示》，指出：必须善于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军事、政治训练。要求：在每一个战役或战斗结束后，干部战士应本着团结与互助互学的精神，从指挥上、战术上、技术上、各兵种协同上、各部门工作配合上进行检查和总结。全军各部队采取群众评议。和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全面的经验总结以提高战术技术水平。后来发展为战前在阵地上召开“诸葛亮会”研究敌情和打法，成为军事民主的重要内容，解放战争初期，人民解放军曾广泛开展了以团结互助为主要内容的“王克勤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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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是我军军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士兵英雄，他本来是国民党军的一个机枪手号称“机枪圣手”，在邯郸战役中，他被俘成为了解放战士，之后在我们的教育之下成为了班长，再后来也入了党。他带的兵特别能打仗，内部也很团结。就创立了由他名字命名的团结互助运动。团结互助运动。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的三大运动之一，这三大运动就是：新式整军运动、团结互助运动和杀敌立功运动以一个士兵的名字命名了一个运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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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由于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减员很多，大量翻身农民和“解放战士”补入部队，如何使老骨干、新战士和“解放战士”拧成一股绳，迅速形成战斗力是当时全军都在研究的课题。也是身为机枪班班长的王克勤带兵遇到的现实难题。他以；“在家靠父母，革命靠互助的格言”和自己的亲身经历启发战士的阶级觉悟，处处关心战士，创立了思想、技术、生活三互助的带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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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当班长后，在班里成立了两个互助小组，开展思想、技术和体力的互助活动。思想互助主要是开展以诉苦为中心的思想政治工作，技术互助目的是尽快的提高军事素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战斗是十分频繁的，很多新同志一参军就得打仗，王克勤提出来勇敢和技术相结合，战斗和训练相结合这样的口号，带领战士们从难从严的进行军事训练。生活互助一开始称之为体力互助，就是对体弱的新战士和伤病员进行细致的关怀照顾，通过这种互助，王克勤所带的这个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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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创立的“三大互助”带兵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老骨干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解放战士”既受到教育，又发挥技术特长，解放区入伍的新兵，既能在教育中宣传解放区的新气象又能很快从老骨干和“解放战士”身上学到军事技术。1946年10月6日，在山东巨野县徐庄阻击战中，王克勤带领全班发挥战斗互助作用与国民党军激战一天，打退敌人数次进攻，自己无一伤亡，圆满完成任务。战后，全班荣立集体一等功3人被评为战斗英雄，王克勤也被提升为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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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三互助”带兵经验，很快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并率先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得到广泛的推广，很好地解决了当时部队迅速扩充兵员后，如何带好新兵的问题。12月10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发表了社论，称赞王克勤“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创造了新的光荣的范例”号召在全军推广“王克勤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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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中国革命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阶段。但由于部队扩编，新成分增加，特别是补入大批从国民党军中解放过来的士兵在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存在许多不纯的现象，为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全军部队普遍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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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整军运动的）“三查三整”就是：查工作、查阶级、查斗志。

三整；整顿思想、整顿工作、整顿作风。接下来是民主大练兵，提高战斗技能。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密切了官兵关系，也密切了军民关系。然后毛泽东高兴的说：“从红军时期以来，我们就想找一个解决俘虏兵的教育的办法，这下子总算找到了”。经过新式整军运动教育之后，我们官兵的战斗精神就像山洪一样的爆发了，任谁也阻挡不住，毛泽东评价说：“新式整军运动让我军的官兵们变得是群威群胆，无敌于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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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国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支诞生在武装斗争中、成长于浴血奋战里、战胜过一个个强悍凶恶的敌人、创造出无数个战争史奇迹的人民军队，由此迈进了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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