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特种兵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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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人祸天灾

人祸在于日积月累，几十年的宿怨变成嫉恨，而当事人自己尚且不知道的时候，悲催的故事就开始了。俗话说：“不怕被人偷，就怕人惦记”，我这件事情不知道被人惦记多久了，恐怕连那个惦记的人都难以说清楚。

阅读过我第二部第二十六章的朋友，应该记得我曾经在第七自然段，叙述了插班读书时，我的老师期末总结时的一段话：“有的学生天天拿着肉馍馍来学校学习，最后还不如别个每周一天的学习成绩，笨的跟猪一样”。这句话原本与我无关，但是当时就有人认为比较的对象是我，所以罪过自然应该我承担。

我母亲搬到黑水口以后，居住在一户人家与生产队保管室之间，那户人家如果有点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行为，偶尔会被我的瞎眼母亲撞见，而我母亲又是一个眼睛不揉沙子的直筒子脾气，总爱把看见的事情嚷嚷出去，尽管没有提说名字，久而久之相互之间的关系难免生隙。

同样军人的那个人，其家人买树子的时候在红岩五队处处碰壁，最后只好到更远的原始森林购买杂树木材。这和我及其家人原本没有任何关联，但是架不住人家要把账算在我的头上，亦无可奈何。

同样的军人家属，我的四十五根树木的约四十立方米材料，被全大队社员帮助无偿搬运回家。而他家做好酒肉饭菜也困难连连才勉强运回，更重要的是我家是新迁户，他家是若干代人居住此地的老住民，面子上确实有点难以承受。

以上事项，除开第二个问题我母亲有多管闲事的嫌疑，其余三件事情怎么说也与我无关，然而恰恰就是以上四件事情，让我那个朋友多年来寝食难安，一直寻找机会报这一箭之仇。

终于在我全家随军以后，不再需要修房而卖了木料，机会让他准时把握，裹挟几个不明真相的群众，联名写了一封举报信，举报我投机倒把买卖木材；还列举了倒卖军需物品（价拨回去的毛皮鞋）。人祸的造成是完全意想不到的一次灾难，几十年过去我依然没有想明白，这些责任难道真该不知情的我来承担吗？

我这里所说的天灾，它不是传统意义上人们理解的那样，来自于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

而是我朋友的古灵精怪，把一些根本不值得提说的道听途说，编织成蛮吓人的两大罪状，投送地址的讲究，对于我这样的现役军人，无疑就是天的存在。因为我的朋友当时也是现役军人，知道从最高层面下手，弄个黄泥巴掉裤裆，是屎不是屎最后都是屎，才最具轰动效果。

而且我的朋友确实成功了，总政治部收到举报信后，立即转批大军区，大军区批示后再转我所在军区，而后再到军分区，最后举报信被批示到我所在部队，责成负责查处落实时，举报信上已经签满各级主要首长的批示：“严肃查处”。

当时的政治局势正处于我们国家第一次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风口时期，我由此成为全军区的经济犯罪典型也就顺理成章。

团部得到举报信以及各级领导的批示后，不敢有丝毫懈怠，及时抽调后勤处协理员和一个连队的台长，组成调查小组。调查小组带上举报信，寻着举报信留下的地址和当事人姓名，一路奔波来到北川县马槽公社。

调查组组长是我排长时的指导员，政治觉悟高，责任心特别强，带着那个台长，对于举报信提供的犯罪事实逐个进行核对。组长是个非常有经验的侦查能手，有的没的他总会举一反三的引导被调查对象，据说吓得那些人都是哆哆嗦嗦在他写好的调查材料上摁手印。

但是好像无论怎么认真，组长总觉得调查的东西同举报信列举的罪过差距太大，费尽周折也没有达到预先想要的调查结果。看见马槽公社实在不可能得到想要的材料，最后不得已赶去区里和县上，追寻之前与我有接触的人。

区武装部长张寿的配合最积极，带领调查组二人找遍同我有关联的人，可惜问询的问题基本都是答非所问。部长看见收效甚微，就把他自己一次吃饭央求我，帮助弄点七九式步枪子弹的事情揭发出来。

比较搞笑的是我所在的部队，根本没有那种淘汰的弹药装备，苦于我碍他是地方武装部长所求，费尽周折从野战军一个广元老乡那里给要了十发，探亲时带给他了却心愿，结果被这个无良部长揭发为我主动给他的军火弹药。

当组长感觉再无调查缘由时，将整理好的调查材料拿去找县委书记签字。据组长审查我几月后，告诉我说“你们县的县委书记，在调查材料上签字时，手颤抖得连笔都拿不稳”。我内心想“这个家伙绝对是在吹牛，因为县委书记是南下干部，政治素质非常高，而且经历过文革的风浪洗礼，组长的夸大其词反倒暴露了他自己的言过其实”。

调查组的两个同志辛苦奔波，终于完成任务回到团里。政治处通知我回团部有事，我根本没有考虑太多，只是以为有什么工作交代，所以只穿了随身衣服，连洗漱用品都没有携带，就匆忙赶回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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